“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禹东硕与中国说拜拜，没有带走那个心爱的电话号码。这个自称望京“韩国住户第一人”，曾在3年前，对《南都周刊》的记者说，“离开祖国太久，我已回不去了。”

经济危机，韩币贬值1/3，原先宽裕的海外生活变成了亏钱的冒险，“回不去的”韩国人只得黯然撤离，离别情景多少有点像国际经济低迷的受害者“最后的晚餐”。而如今，凄凉的告别仪式，仍在韩国人社区不断上演。

据韩国商会估计，生活在中国的70万韩国人有1/5已离开中国。在北京望京，7万韩国人走了2.5万，回国潮掏空了这个中国最大的韩国城；在上海，韩国人撤离的脚步也没有停滞，10万韩国人剩下了8万。

1992年中韩建交，文化相近，观念相投，区域相连，11年后，中国迅速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市场。但是，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轻易击退了每年10万韩国人移居中国的脚步。

与此同时，从文化交流层面上，中国人在经历了2006年“韩流”蜜月期后，开始进入审美疲劳。从“端午申遗”到“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韩国人的“大国意识”一次次挑动着中国人的神经。

而2009年11月，韩国艺人张娜拉一句“制作经费一紧张就去中国工作”，更是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倒韩潮，罢看韩剧、罢粉韩国影星的声浪开始出现在网络中。

中国人义愤填膺，而那边的韩国人，也对此事感到大为不公，认为中国人在小题大做，抹黑韩国影视圈的形象。11月20日中国各大网站先后刊登了题为“韩国演艺界再曝性交易丑闻”的文章，25日，韩国《中央日报》刊文指责部分中国媒体毫无根据地歪曲报道，是在制造“嫌韩流”。第二天《环球时报》马上做出反击，说这个新闻本来就是韩国媒体报出来的，一时间，口水纷飞。

娱乐是社会放大器。当强大的韩流退潮后，沙石也开始出现了，不和谐音也被无端放大。

十年望京，韩国人中国梦碎

在北京“卫星城”望京地区，固定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7万，这是中国最大的韩国城。一场被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风暴，颠覆了韩国人原本宽裕的中国生活，2.5万韩国人不得不与望京说再见，而凄凉的告别仪式，还在那儿不断上演。

在北京“卫星城”望京地区，固定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7万，这是中国最大的韩国城。3年前，本刊曾将目光聚集于此，记录下韩国人在望京的融合与冲突，也留下了他们的“中国梦”。3年后，我们再度探访望京，竟已是另一番景象，一场被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风暴，颠覆了韩国人原本宽裕的中国生活，2.5万韩国人不得不与望京说再见，而凄凉的告别仪式，还在那儿不断上演。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醴文 北京报道

身着裘皮大衣的金淑玲，焦急地冲进一家蛋糕店，“隔壁那家蛋糕店呢，上个星期才买了的，怎么就不见了？”原来朋友过生日，她准备在熟悉的韩国面包店订一个生日蛋糕，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家店不见了。

韩国“老朋友”突然消失，这在望京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25岁的韩国留学生权荣云，坐了一个小时车，从芍药居赶到望京街的一家韩国理发店理发。然而，这次给他理发的并不是他固定的理发师。38岁的韩国女老板穿上围裙，亲自给他理发。这位老板娘说，“为了节约成本，我们辞退了三个人。”

禹东硕，也跟中国说拜拜，那告别的情景，有点像经济危机受害者的最后晚餐。离开中国，对于这个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的韩国人来说，肯定是个异常艰难的选择。因为在3年前，他信誓旦旦地对南都周刊的记者说，“我已经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

这个历时十年的韩国人向北京望京社区流动的方向突然逆转，源于去年10月，一场被称为“韩元感冒、望京咳嗽”的风波突然袭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压力增大，韩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跌到过去的一半，从房租到用来做韩国泡菜的大白菜几乎都涨价了，导致成千上万的韩国人，由于很难应付在北京的生活，不得不返回韩国。

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统计，7万望京韩国人中已有2.5万回国。在上海，去年1月以来，10万韩国人已有1/5离开。直至不久以前，这股“韩国人大撤退”才慢慢放缓了脚步。

望京“第一人”

禹东硕，是搬进望京的第一个韩国人。那已经是12年前了。

1997年，作为北京市最大一块规划住宅区，望京的开发随着望京新城101号楼的崛起而展开。“望京”是个老地名，也就是望见北京的意思，由于开发商恰好是禹东硕的朋友，他被邀请到101号“试住”。

“那时候，周围连柏油路都没有，下雨天到处是烂泥。”禹东硕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两个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车开通了，三个月以后，望京新城101号迎来了第二户韩国房客。“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禹东硕说，望京发展的这些年，遇到过交通的瓶颈，也曾存在配套设施的局限，好在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临近望京新城的花家地一带，因为设立了韩国国际学校，周围还有中医学院、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等院校，曾聚集了一些韩国学生及家长。随着望京新城渐具规模，条件好于花家地的老房子，陆续有韩国人搬迁过去。再加上这里距离机场非常近，只需要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口耳相传间，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集最多的“村子”。

2002年，城铁13号线开通，途经望京站。望京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契机。到2006年，望京地区的总人口接近20万，韩国人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禹东硕开玩笑说，这些人都是自愿跟从，自己从没有拉拢过任何韩国老乡。

2002年底，在北京待了五年的《京乡日报》驻华记者慎树荣，决定把家安在“望京”。他还记得那天自己惴惴不安地把签证递给警察，那个时侯按照中国的规定。外国人居住还只能是在一些规定的地区，比如建外地区、三里屯等，但是在望京的租房费是建外地区的四分之一，自己能否合法住在望京，他心里很没底。

“当那个戳一盖下来，我的心才一下踏实了”，善于解读政策的慎树荣意识到，“韩国人在望京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了。”

“到了望京就跟回家一样”

在2007年前后，大约有7万名韩国人在望京生活。加上五道口等地区，在北京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20万，成为北京外籍居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族群。

生活在望京地区的中国人，偶尔会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在望京社区论坛，一位叫“与狼共舞”的业主曾发帖说：“我坐420(公交车)回西园3区，过花家地那站的时候，突然发现车上除了我、司机、售票员外，都是韩国人。猛然间发现，我竟然像外国人。”

一个即使不懂中文的韩国人，在望京都能过得非常舒服：韩语国际学校、韩国人开的医院，超市里一应俱全的韩国食材，更不要说遍及望京的韩国餐馆、跆拳道馆、歌厅。望京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韩国城”。

望京对于全北京的韩国人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的权荣云，每个周末都会坐上近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望京，把一切消费花费在这儿，哪怕是小小的理发。

权荣云最初在学校门口理过发，但是那位中国的理发师，把他两边的鬓角修得一点线条也没有，“害我戴了一个月帽子”。从此，他的头发也要留到望京的韩国理发馆进行。他说，“到了望京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望京日益繁茂的景象，让在中国待了7年的韩国厨师李明哲也动了心。2008年奥运会，也给了李明哲更多希望，“那简直是一个民族的重生。”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餐馆、酒吧里日日爆满、消费到后半夜的繁盛景象。

在北京奥运会前，李明哲和他的中国妻子程琴，在望京西区四园门口开了一家名为“豚玛露”的韩国料理店。

“豚玛露”是韩语，意思是“坐在地板上吃小猪肉”。李明哲的想法是，“这么多的韩国人，加上我的厨艺，赚钱没有问题！”

CHINA DREAM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在华韩国人人数超过1万的城市有14个，其中青岛10万人、上海10万人、天津5万人，而在北京的韩国人最多，达到了20万。而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数进入了“百万人时代”。“每年10万人移居中国，在华韩国人的数量呈几何式递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韩国人共同体。”这是韩国《文化日报》在2007年所做出的评价。

当时韩国媒体乐观估计，到2010年，这个“全球最大韩国人共同体”增至200万人。

就在《文化日报》信心十足之时，2007年7月，慎树荣在自己的老东家《京乡日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CHINADREAM”的破灭》，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想把这篇文章转载到自己办的《北京通讯》上—这是一份专门办给在北京的韩国人看的杂志，给他们传递一些最新的中国新闻。

“CHINA DREAM！你知道吗？来中国的大多都是在韩国混得很差的人和考不上大学的学生。”2007年一天，文章作者洪仁杓，发现自己常去的一家餐厅突然关门，老板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一群愤怒的供货商以及员工。根据韩国人在华会的分析，在北京的韩国人中，服务业占到了绝对主体，而其中餐馆占到了服务业的90%。

“那个招牌就这样被撕下来，看着很痛心。”韩文的“韩国美食”四个字被撕下来踩在很多人的脚下，这件事情促使洪仁杓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并且写了一篇专题报道“中国梦破灭”。在他看来，来中国的韩国人，无论是留学生还是经商的人，大多数是在韩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就是失败者”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洪仁杓认为，北京并不是韩国人的“完美避风港”。他们中的一些并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市场分析，来了就直接开餐馆，指望挣大钱。这样以来，这部分韩国人的中国梦迟早会破灭。

读完全文，慎树荣犹豫再三，还是没有把这篇文章转载过去，“我希望这只是极少数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