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12月6日报道 去年里约热内卢有近5000人在黑帮火并或警方扫荡毒贩的努力中死于非命。巴西成功申办2016年奥运会之时，总统卢拉信誓旦旦要把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清洗干净”，举办一届“无暴力奥运会”，他做得到吗？

31岁的艾拉是一位苗条少妇，但同时也是一名黑帮分子，作为帮派“纯正第三司令部”的代表，管理着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帕克罗亚尔。我见到艾拉时，她正在为最小的三女儿举行10周岁生日派对。她穿着T恤、短裤、沙滩鞋，马尾辫上扣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T恤上有葡萄牙语文字：“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17：15.”衣服下摆处有个鼓包，那是因为她短裤口袋里有把手枪。

艾拉专门负责处理帕克罗亚尔的“社区关系”。这个职位是新设的，但非常必要。“过去有不少问题，主要是帮派成员对本地居民不够尊重，”她说。艾拉一般通过“谈话”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事情太严重，她会“请示山上”———指的是帮派老大费尔南丁所居住的贫民区莫罗丁德。头天就出了一点事：“有个男人打他老婆。她想离婚，他就把她揍了一顿。”艾拉没说事情是怎么解决的，但总之是解决了。

我们正在贫民区中穿行———到处是铁皮和砖头搭成的握手楼，电线四处乱搭，吓人地垂着，墙上满是涂鸦，窄巷里开满了小商店和装修粗劣、专卖啤酒和巴西朗姆酒的小酒吧。帕克罗亚尔所在地方过去是一片遍布红树林的沼泽，艾拉的家就在海湾边一条遍布垃圾的小道旁。空气中飘着一股污水的恶臭，但周围的人似乎毫无感觉。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来自艾拉帮派的毒贩子———守卫着这条窄巷。她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以免他们伤害我。

艾拉的左臂文着一只黑色的蝎子，环以她最爱的人的姓名缩写：三个女儿、妈妈、姐姐、外甥女和外甥。艾拉一岁时，父亲就丢下她母亲走了。妈妈是个酒鬼，她说，“但现在不喝了，信了教。”少女时艾拉加入了足球队，踢得不错，能跟职业球员比赛。她甚至上过电视，但哥哥为此打她，“他说我是个女同性恋。”

于是14岁时艾拉加入了“纯正第三司令部”。“我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哥哥殴打，同时赢得尊敬，”她说：“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受到他的骚扰。”艾拉的哥哥现在班古，里约热内卢西边的一个监狱，巴西大部分帮派分子都在那儿服刑，因此该监狱也是在黑帮控制之下。“他是第六次进去了，”她说：“又贩毒又抢劫。”

艾拉的大女儿过来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穿着粉色的T恤和短裤。女儿离开后，艾拉骄傲地说：“她是个好女孩，非常负责任。她甚至会责备我。”作为黑帮派驻帕克罗亚尔的管理人员，艾拉每周可以拿到大约250美元的薪水。加上贩毒分成，通常每周可以赚到500美元左右，足够养家。“唯一的问题是我吸毒，”她大笑起来：“如果按我自己的意思，每天吸四次就够了，但问题是，不管我什么时候出去，总有人请我吸。”

她说，本来去年她已经“金盆洗手”，但她的继任者后来被人打死，帮派另一个头目吉尔伯托（人称吉尔）要求她回到工作岗位上，她只好照办。吉尔是费尔南丁从小玩到大的好友，据说比费尔南丁还要暴力。

艾拉不怎么考虑未来。她能想象的最完美生活就是“活着，跟我的女儿们在一起。”

稍后她主动说出，跟大女儿差不多年纪时，她被人******了。“我当时太小了，所以他用一把刀割开我的******。”她说：“我缝了七针，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后来，她离家和另一个人同居，“他就是我女儿们的父亲，人不错。”但他吸毒太厉害，一段时间后，她又离开了他。现在独自生活。

我问艾拉是否信教。她说不，尽管有时会陪姨妈上教堂。她很喜欢西德尼牧师，当地福音教会一个很受欢迎的传教士。“因为他愿意跟每个人说话，如果有人要被处死，他会去跟老大讲情，”她说。

帕克罗亚尔位于巴西东南部瓜纳巴拉湾中最大的岛屿总督岛。该岛因殖民时代一个葡萄牙总督而得名，此人在那里建了一个蔗糖加工厂。现在岛屿位于正在扩张的里约热内卢边缘，通过桥梁和公路与陆地相连。加利昂国际机场就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空军基地、一个自然保护区、一个造船厂、一些石化厂，以及差不多50万居民，其中约20%住在贫民区。

里约热内卢第一批贫民区的出现要上溯至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那一年。获得自由的奴隶们没有栖息之所，只好在山坡的开阔地或部分排干水的沼泽地上建起了简陋的棚屋。随后失业的士兵和大批涌进城市的农民陆续加入他们的行列。20年前，据说在里约热内卢有300个贫民区；10年前这一数字攀升到了600个。没人知道今天这里到底有多少贫民区，但估计至少有1000个，里约热内卢1400万居民中可能有300万住在这样的地方。

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靠着机场高速向远方蔓延。子弹时不时在头顶呼啸，那是敌对黑帮守在高速两边，互相对射。他们还常持枪到路上抢劫司机。大部分观光客会直接从机场前往位于里约热内卢南部富裕的Zona Sul区住宿，但Zona Sul也有贫民区，总之你无法完全无视里约热内卢的痛苦。

由于黑帮不断扩张，贫民区的居民事实上生活在黑帮老大私人武装的管治下。艾拉的“老大”费尔南丁是个31岁的毒贩，总督岛有18个贫民区，几乎全被他的“纯正第三司令部”控制。除了卖毒品，他还从合法商户那里收取保护费。2007年，警方估计费尔南丁每月贩毒所得约为30万美元，其他方面的收入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他父亲是个砖匠、酒鬼，常常虐待他和他妈妈，现在已经死了。费尔南丁的妈妈靠当收银员生活，据说拒绝儿子给她的钱。

尽管到处贴着通缉令，费尔南丁却公开居住在莫罗丁德。警方曾数次采取重大行动，想抓住或杀掉费尔南丁。2005年11月，在费尔南丁举行27岁生日派对前夜，警方突袭了莫罗丁德，没有抓到他，只是没收了10000罐啤酒。2007年警方再次行动，当时费尔南丁在举行另外一个派对，庆祝主要对手马塞洛M arcelo PQ D被抓。他再次成功逃脱。

“纯正第三司令部”最初是“红色司令部”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出来。“红色司令部”是里约热内卢毒品集团中资历最老、势力最大的一个。它源自一个囚犯组织，1979年建立，当时普通罪犯和政治激进分子一起被关押在里约热内卢西部的大总督岛上的卡迪诺·蒙德斯监狱。该监狱号称巴西的“恶魔岛”，从1964年到1985年统治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专门在这里关押游击队员。

“红色司令部”的创立者从共产主义狱友那里学得了一些组织技巧和社会思想，甚至采用了“和平、公平和自由”的座右铭，到现在仍然保持。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红色司令部”和其分支已经完全放弃了任何政治主张。今日这个帮派纯粹是犯罪组织，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向巴西的同胞们卖毒品。

和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出口”为导向的毒品集团不同，里约热内卢的黑帮全是批发进口商———从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买进可卡因，从巴拉圭买进大麻———同时也是毒品零售网络管理商。至少有10万人为里约热内卢的贩毒集团工作，层次结构分明，完全效仿企业：贫民区的头头们是gerentes gerais，即总经理，他们的代表是sub-gerentes，副总经理，黑帮老大是donos，即董事长。

当我到里约热内卢北部一个小山上的另外一个贫民区参观时，一个名叫西科利亚的女士告诉我，“纯正第三司令部”控制着山顶地区，而山坡部分是“红色司令部”的地盘。“在这儿，我们绝对不能穿红的。”她说：“弗拉明戈队球迷也只穿红黑相间的球衣，但不能只穿红的。”曾有个女孩穿着红衣服上山，“他们没有杀掉她，因为她是一名福音教会信徒，但把她的衣服割得乱七八糟。”去年一天，帮派分子把一个女孩的指甲拔了下来，因为她涂着全红的指甲油。“现在我们都不用指甲油了，”西科利亚说。管着山顶的帮派小头目是她开办的社区中心计算机班的毕业生，因此他手下的人一般不来骚扰，让她安心工作。

在贫民区，政府几乎完全缺位。贩毒集团在这里按自己的一套来“执法”和收税，他们有武力作后盾。和墨西哥一样，巴西很多走私武器来自美国，近年来俄罗斯军火也开始在黑市出现。黑帮装备有机枪和防空武器，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更是司空见惯。

在“暴力致死”榜单上，里约热内卢在全球城市中名列前茅。根据官方数字，去年只发生了近5000起谋杀事件，其中一半与毒品集团有关。22名警察遇害，同样这里的警察干掉的人也比任何地方的同行都多———2008年，他们承认杀死了1188名“拒捕者”，平均每天三个多一点（美国警察同期只“正当杀害”了371个人），此外“流弹”每天还要杀或伤至少一个人。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里约热内卢的公共安全都是一场灾难。

“里约热内卢有些区域整个都由不属于国家的武装力量控制，这是世所罕见的现象，”里约热内卢议员阿尔弗雷德·瑟吉斯说，他过去曾是一名游击队员。“现在最小的毒品集团都比我们以前拥有的武器多。我们一般只有一把步枪、两挺机枪和两枚手榴弹，靠这个把整个国家搅得风生水起。”他摇摇头：“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手里有枪的人不想搞革命，他们想的是赚钱花钱。这在精神上像孩子一样幼稚，而且他们也像孩子一样随意杀人。”他说，这些人如果掌握了某种意识形态，就会威胁到国家。“目前他们还是乌合之众，想得到的无非是衣服、汽车和一点尊重。”

58岁的瑟吉斯出生于里约热内卢。他父母是波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移民巴西。作为1960年代末的大学生，瑟吉斯加入了“人民革命先锋”，一个城市游击组织。他抢过好几家银行，还绑架过瑞士及德国驻巴西大使。1971年，当他的同志们被追捕和杀害时，瑟吉斯逃离巴西，在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和里斯本度过等地流亡将近9年，军政府发布特赦令后才回来。在1980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瑟吉斯批判了政治暴力主义。现在他是一名环保分子，巴西绿党领导人之一，1998年曾作为绿党候选人竞选总统。

7月10日，瑟吉斯儿子的一个好友，一个年方22岁的大学生，在里约热内卢被杀害，尸体在一辆出租车上被发现，他和司机都被射杀。瑟吉斯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指出这样的事件已经变得如此普通，甚至都不成为新闻。他告诉我：“里约热内卢的破案率是很可笑的———90%的谋杀案都成了悬案。”他说，这部分应归罪于巴西的“政治正确文化”，“里约热内卢精神分裂。每个人都讲究政治正确，将暴力视作某种不公平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贫民区被夷为平地。”

瑟吉斯还将里约热内卢黑帮的壮大与“基地”对一些年轻人的吸引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不断催生年轻暴徒的文化，”他说：“男孩们都羡慕手持A R-15、穿着耐克鞋的毒贩子，觉得很神气，可以吸引女孩，赢得同龄人的尊重。”他说黑帮成员近年来越来越小，有的只有10岁。

费尔南丁控制总督岛后不久，就上了里约热内卢报纸头条。这一代黑帮成员喜欢开派对，追捧一种名为carioca的说唱乐，周末会举行大型街头派对，提供啤酒，出售毒品，吸引贫民区内外的年轻人。费尔南丁被人拍到和手下的“战士”同乐，一起喝酒、唱歌、吹牛是如何把对手赶走的。在2005年拍的一段视频上，费尔南丁对着麦克风说唱：“我充满了仇恨。我是个好人，但我不是个软蛋。我告诉每个人，我这个人不坏，不坏。我不喜欢PQ D和N oquinha，如果你站在他们一边，我就把你剁成碎片。你可以跟他们，可是一旦被我捉到，狮子就把你吃掉。”